北京肿瘤医院中医科   薛冬

　　近半个世纪前，马丁.路德.金博士做了激情澎湃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的美好梦想是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享受真正的平等，所有人都成为兄弟姐妹。若干年后的今天，每每想起他的演讲，我――一个踏入肿瘤治疗领域的晚辈，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想到了自己的梦想。

“大夫，救救我吧，我太疼了。”
“医生，如果能让我不疼，我宁愿拿我的生命去换取无痛。”
“孩子啊，我实在耐受不了化疗的反应啦，求求你们，让我早点去死吧！”
……

　　在肿瘤治疗领域中，我们医师虽然面临“路漫漫其修远兮”――绝大多数肿瘤治疗疗效不尽人意的现状，但我们“上下而求索”的脚步却从没有停止过。

　　随着“社会－生物”医疗模式向“社会－生物－心理”医学模式的转变，生活质量的问题日益被关注。疼痛，这个伴随着肿瘤阴魂不散的恶魔，被人们关注、认识。我们欣慰地看到，疼痛已经被WHO(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第五大生命体征，并且，在国际上已经上升到人权的高度。人权，一个让国人敏感，甚至反感的字眼，但扪心自问，我们这些白衣天使在保障患者这一基本的尊严方面，能做些什么，我们又做了什么？

　　态度决定一切。如果我们都能意识到疼痛对于肿瘤患者意味着什么，可能事情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许存留于我们记忆中的癌症是这个样子：我们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深受肝癌之痛，那个用来压迫止痛的茶壶盖所戳破的藤条椅成为我们讴歌的对象；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膀胱癌多处侵犯转移、疼痛难忍的时候，仍然体现出了大国总理的风范。为了清醒地为党和国家工作，总理少用甚至不用止痛药，以坚强的毅力与痛魔做斗争。这样的例子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记得我最初选择肿瘤这一专业读研究生时，家乡的一位远亲找到我，说老人已经70多岁了，食道癌晚期骨转移。家里不想也没有能力再进行放化疗等所谓“积极的治疗”了，唯一困扰老人的便是骨转移所造成的疼痛，痛彻筋骨啊！辛苦劳作一生的老人，经历了太多的生活苦难与坎坷，在某种意义上，他对于疼痛已经麻木，他见我面后的一句话，至今常常响彻在我耳旁，“孩子啊，疼死我啦！让我去死吧。”在我的家乡，一个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发达起来的县城，对于癌痛病人使用度冷丁止痛已经是人们思想上“最后的防线”，但骨转移的疼痛岂是度冷丁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当我“兴致勃勃、满腹经纶”的将“WHO三阶梯止痛原则”、“吗啡缓释剂型”这些字眼讲给老人听时，老人似懂非懂，但当他听清楚是吗啡时，老人似乎瞬间忘记了折磨他痛不欲生的疼痛，斩钉截铁的告诉我，“孩子，那就是鸦片，疼死我也不用啊”。最终的结果是我费尽周折为老人取到的吗啡类制剂，老人至死未用！

　　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很多，或许还很难，但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去解释与沟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随着WHO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专家讨论推出癌症三阶梯止痛原则并逐渐在全国推广以来，对于癌症患者使用吗啡类制剂已经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了，但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是否已经尽如人意了？不可否认，一个多世纪前的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时至今日，吸毒、贩毒等社会不良风气日嚣尘上，让人们对吗啡仍是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临床医生遵循“三阶梯原则”选择了阿片类药物，但面对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又不知所措：该不该加量？如何处理阿片类药物的毒副作用？如果病人不能口服药物又该如何?GPM(规范化疼痛处理)是近年来倡导的镇痛治疗新概念，惟有强调规范化才能有效提高疼痛的诊疗水平，减少疼痛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GPM这一疼痛处理的指南为规范专科医师乃至全科医师处理各领域的疼痛提供了依据。有了客观、科学的态度，有了行动的准则，我们也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多瑞吉(芬太尼透皮贴剂)。多个随机临床试验结果表明，芬太尼透皮贴剂止痛效果非常显著，其副作用却比口服的阿片类药物明显减少，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病人使用更加方便，因此也更易为患者接受。在此，我们深深的缅怀多瑞吉的发明人――保罗.杨森博士，感谢他为癌痛患者提供了这么好的药物！再次向保罗.杨森博士致意！

　　面对癌症患者，我能奉献给你们什么？我将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解除你们的痛苦。

　　记得有一本曾经热销的图书《痛并快乐着》，书名反映了作者的一种心态。我想，对我们广大被疼痛困扰的患者来讲，无痛最快乐！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们都可以不再受疼痛的折磨。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所有的人们都可以开心地笑谈、生活，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
我将以我的毕生精力去追随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