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6日-20日，第18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15年CSCO学术年会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会议期间，医脉通有幸采访到了南京八一医院全军肿瘤中心的秦叔逵教授。秦教授深入地阐述了原发性肝癌靶向新药研发的过去与未来，回顾了近年来肝癌系统化疗的发展历程，最后讨论了在成为国家一级学会之后，CSCO未来发展的方向。访谈详情如下：
秦叔逵教授
医脉通：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如何看待？抗血管生成药物索拉非尼的上市为许多晚期肝癌患者带来了获益。除了索拉非尼之外，还有哪些作用于其他靶点的药物在研或者可能上市？
秦叔逵教授：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三点来讲。首先是中国肝癌的情况和特点。原发性肝癌是全球性的常见恶性肿瘤，尤其高发于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超过了全球的50%；同时中国发病原因、分子生物学特性、临床表现、分期以及治疗策略都与西方国家的肝癌有着显著的不同，甚至与日本也显著不同。这种差异已明显影响患者的预后，一般认为东、西方肝癌，或者说欧美国家的肝癌与中国的肝癌异质性明显，类似“两种疾病”。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中国的肝癌的特殊性。
其次，关于索拉非尼。由于两项大型国际试验——SHARP研究和ORIENTAL研究，都充分证明了索拉非尼对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肝病背景的晚期肝细胞癌都具有一定的生存获益，因此在全球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相继批准其上市。此后，一些医药企业和研究单位受到索拉非尼的启发鼓舞，积极研发新的分子靶向药物。一系列的分子靶向新药在一二期临床试验中崭露头角，可是遗憾的是到了三期临床研究阶段全都失败了，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因此，迄今为止，索拉非尼仍然是唯一获得批准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分子靶向药物，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的肝癌诊疗指南或规范中，所推荐的分子靶向药物也只有索拉非尼。
第三，未来后续药物的开发。由于肝癌的恶性程度高、进展快和死亡率高，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严重地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韩国对肝癌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虽然有许多失败，但是也吸取了经验教训。在新药开发方面，一方面应该对药物本身进行改造，即选择新的有效靶点，并且提高生产工艺；另一方面必须大力提高临床研究水平。前述的分子靶向新药的临床试验之所以失败，一部分是因为药物本身没有优势，不能超越索拉非尼，另一部分则是临床试验的设计、执行和质量控制层面出现了问题，因此需要改进提高。
在本届CSCO大会的肝癌专题论坛上，我们将报告一个非常有苗头的新药Tepotinib (MSC2156119J)，是c－Met的小分子抑制剂的初步研究结果。目前认为，c-Met 通路在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肝癌患者极少发生C-Met突变，仅有5%-10%肝癌C-Met有扩增，但是有20%－30%存在C-Met过表达，对于这些病人能不能采取C-Met抑制治疗，值得重视。国外对于C-Met抑制剂药治疗的研究很热，已进入Ⅱ、Ⅲ期多中心国际临床研究阶段，我们正在积极参加，初步结果喜人。因此，在未来新的靶向药物中，小分子C-Met 抑制剂可能是大有希望的选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研究，特别是免疫靶向治疗药物，包括抗PD－1/PD－L1单抗在肝癌治疗中引起广泛重视。今年６月的第51届ASCO年会议，美国学者报告了一项Ⅰ期试验的早期分析，在47例肝细胞癌患者中，免疫靶向治疗后，有2例患者获得CR，8例获得PR，客观缓解率达到19%，疗效持久，更可喜的是患者12个月生存率为６2%；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期待。
医脉通：近年来，采用系统性化疗治疗肝癌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您怎么看待系统性化疗在肝癌治疗中的地位？
秦叔逵教授：手术、放疗、化疗和生物治疗（包括免疫治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四大手段。其中，化疗仍然是大多数肿瘤的基本治疗方法，肝癌也不应例外。自50年代末期发明氟尿嘧啶之后，一直应用于肝癌的临床治疗。既往的临床观察发现氟尿嘧啶、阿霉素和顺铂等药物都有一定的改善症状作用；但是由于过去临床研究水平低下，设计、执行和质控过程都存在问题；同时传统的细胞毒药物低效高毒，其毒性往往掩盖了生存获益，因此，没有能够证明系统化疗具有生存获益，有关研究停滞不前。20世纪末以来，新的高效低毒化疗药物，如奥沙利铂、吉西他滨和卡培他滨等，陆续问世，治疗胃肠道肿瘤获得了成功。这极大地启发和促进了肝癌领域系统化疗的研究。因此，自2002年开始，我们重新对肝癌的系统化疗进行一系列的研究，特别注意了药物毒性的防治、肝病背景（肝炎、肝硬化）和抗病毒等问题，在研究设计中也重视了关键的分层因素，由此，正如您所说，系统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010年，在第46届美国ASCO年会上，我们应邀大会口头报告了含奥沙利铂的系统化疗（EACH)的国际多中心研究结果，之后又在ESMO和CSCO大会上进一步报告了中国亚组的情况；在这前、后，国内、外的其他学者也有几十篇文章报告了Ⅱ期临床研究以及一些临床观察的结果，重复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论。基于我们的EACH研究，结合国内、外的其他研究，2011年，我国卫生部主持制定和颁发的“肝癌诊断治疗规范”已收入含奥沙利铂的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2013年， 国家CFDA也已经批准奥沙利铂的新适应证，即治疗晚期肝细胞癌，在全世界第一个批准了系统化疗可以用于晚期肝细胞癌。
在日本和韩国，已经将含奥沙利铂的化疗方案治疗晚期肝细胞癌收入肝癌诊断治疗规范。在西方国家中，在一些肝癌发病率较高的西方国家，比如意大利和法国，应用系统化疗治疗肝癌较多，而其他国家经验比较少，最初对于系统化疗的作用存在一些争议。近年来，随着循证医学证据的不断积累和丰富，也由于我们中国学者在国际、国内大型会议上不断报告有关进展和学术推广，西方的学者也已逐步接受了我们的观点。2015年新版的美国NCCN临床实践指南中，第一次把肝癌的系统化疗列为晚期不能够手术的肝癌的治疗选择；这标志着肝癌系统化疗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有关化疗的研究将继续深入进行下去。当然，我们必须强调，化疗只是肝癌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有计划、合理地结合其他治疗方法，如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抗病毒治疗等，才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医脉通：今年八月，CSCO获得批准升格成为了国家一级学会，本次大会也是升格为国家一级学会后的第一次年会。关于CSCO成立背后的故事，您有哪些可以与我们分享，对学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秦叔逵教授：CSCO的英文名称一没有改变过，对外一直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只是由于1997年当时的国情，才挂靠在中国抗癌协会下面作为二级学会运作。随着形势的发展，今年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批准，CSCO升格为一级学会。这是CSCO的历史，是需要传承和发扬，而不能割裂的。在过去的18年中，通过全体会员们的团结一致、不懈努力，CSCO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
可以说：我们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同时还应发展创新。今后的CSCO，仍然会继续坚持在五大方向上继续努力：第一，继续开展肿瘤临床的继续教育；第二，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多中心协作研究；第三，推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第四，大力提高全国临床肿瘤学规范化诊断和治疗的水平；最后，加强科普宣传和医患交流，使患者和亲友更好地理解和配合诊疗工作。当然，我们会根据学术活动和肿瘤学事业的需要，不断改革和进行创新。
在CSCO成立时，彭玉副部长代表国家卫生部与会祝贺时曾明确指出：“CSCO将来的生命力在于学术活动，在于为社会为病人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个人认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过去作为二级学会并没有妨碍CSCO的活动和发展，今天升格成为一级学会，可以得到了国家更多的支持，将进一步发展壮大。CSCO将在明年一月份召开理事长和秘书长联席会议，对CSCO未来的工作进行细致的讨论和拟定。可以相信有吴孟超、孙燕院士、廖美琳和管忠震教授等老一代专家的指导，有广大会员的积极参与，特别是有政府部门的关心和支持，CSCO一定能为中国临床肿瘤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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