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Horizons肺癌专家论坛于2007年3月29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全球500余名肺癌治疗领域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肺癌治疗领域的前沿问题。来自中国大陆的24位放疗科、肿瘤科、胸外科等肺癌一线治疗的专业医师参加了此次盛会,并与全球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此次会议的口号是“Breathe into a brighter tomorrow(呼吸,明天更美好)”,立意新颖,紧扣主题。
会议由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 临床指南工作组主席、瑞士苏黎世大学Rolf Stahel教授以及英国癌症研究统筹委员会肺癌工作组主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Nick Thatcher教授担任大会主席。
首先,前不久刚刚参加厄洛替尼(特罗凯)中国上市会的 Thatcher教授介绍了肺癌治疗的历史,回顾了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以及目前的治疗现状和对未来治疗的展望。回顾历史,以下的里程碑事件意义深远:1933年为第1例肺癌患者实施了肺切除术;20世纪4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化疗药物,如氮芥;1950年明确了吸烟与肺癌的关系;1962年发现表皮生长因子(EGF);1965年和1967年分别发现顺铂及紫杉醇;1971年发现肿瘤生长与血管生成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CT;20世纪七八十年代确立了以顺铂为基础的一线治疗方案;1982年和1984年完成了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分离、克隆及测序;1985年确立恶性肿瘤国际临床病理(TNM)分期;1989年明确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基因及其作用;上世纪90年代验证了紫杉类、吉西他滨和伊立替康单药治疗的活性,明确了化疗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生存益处,并确立了以紫杉类为基础的一线治疗方案,1999年确立了多西他赛单药在二线治疗中的地位;2000年前后确立早期NSCLC辅助化疗地位;2004年证实特罗凯可显著延长晚期NSCLC患者的生存期;2005年,吉非替尼因临床试验失败而被美国FDA撤出市场,同年证实贝伐单抗(Avastin)联合化疗作为一线治疗方案可显著延长NSCLC患者生存期;2007年明确了5种可预测无复发及总生存期的基因,即DUSP6、MMD、STAT1、ERBB3和LCK。
西班牙Luis Paz-Ares Rodriguez教授和法国Jean-Charles Soria教授就目前治疗NSCLC最前沿的科学数据进行了介绍,通过肿瘤发生机制和细胞内信号传导系统,详细描述了抗VEGF以及EGFR通路作为肿瘤治疗靶点的理论基础和生物学相关性,着重探讨了靶向药物在肿瘤治疗中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未来的应用价值,明确肯定了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特罗凯和VEGF抑制剂贝伐单抗在NSCLC治疗中的的重要地位。
荷兰著名病理学专家Marc Vijver教授介绍了生物标志物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价值。目前生物标志物包括基因表达、基因扩增、基因序列以及蛋白表达。生物标志物几乎和肿瘤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可以用于区分良、恶性肿瘤的生长过程(包括分期),预测治疗的有效性,明确独立于治疗之外对预后的影响,在肿瘤发生前后检测疾病状况,疾病筛查以及评估疾病发生的风险。
中国香港Tony Mork教授介绍了分子标志物在NSCLC中应用的现状。尽管EGFR突变或许是预测EGFR-TKI治疗有效率强有力的预测因素,EGFR基因拷贝数和EGFR蛋白表达或许与患者生存相关,但仅就目前BR.21研究中所获得的结果来看,EGFR突变、EGFR基因拷贝数和EGFR蛋白表达还不能作为特罗凯治疗的预测因素。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合适的生物标志物可用于排除不适合特罗凯治疗的患者,因此建议给所有具备治疗指征的患者使用特罗凯。找到合适的生物标志物并给予患者最适合的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是未来研究的重点。罗氏公司有关特罗凯的前瞻性临床研究SATURN和RADIANT将在用药前常规收集标本来分析、检测生物标志物,同时判断它们与治疗结果的关系。
此外,来自亚洲(包括中国)、欧洲、拉丁美洲的专家分别就各自大洲的肺癌发病情况及治疗现状作了介绍。专家们呼吁,共同努力以便找到更多、更新的方法来力克NSCLC。会上,Tony Mok教授对亚洲NSCLC的说法提出质疑,这种说法认为亚洲人群中的NSCLC可能是另外一种疾病,所以EGFR-TKI对这一人群具有突出的疗效。
会议期间专家们还就特罗凯与贝伐单抗在NSCLC一、二线的治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结合具体病例展开讨论。最终与会专家达成如下共识:对于PS评分高的患者,一线治疗方案为标准的含铂双药方案,也可以采用非含铂方案,治疗4~6个周期;另外可以选择紫杉醇联合卡铂+贝伐单抗的治疗方案,可显著延长非鳞癌NSCLC患者的生存期;对于PS评分低或老年患者,可一线使用特罗凯,二、三线治疗首选特罗凯,因为其疗效与化疗相当,而不良反应轻微,患者耐受性好,而且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如分子靶向药物除了已知的作用途径外,是否还存在旁路途径而起到协同或拮抗的作用? 哪些生物学标志物可以作为分子靶向药物的预测因素和预后因素? 为什么有些分子靶向药物的临床效果并不象预先想象的那么好? 怎样选择分子靶向药物与其他细胞毒性药物的联合应用,以产生叠加或协同的作用?几种分子靶向药物之间如何联合,剂量如何确定? 怎样确定分子靶向药物的最大耐受剂量(MTD)和最佳生物学剂量(OBD)?什么是分子靶向药物的最佳治疗方案? 怎样选择分子靶向药物的最佳用药时机? 分子靶向药物的最终评价指标是什么? 什么是分子靶向药物的耐药机制?
有这么多问题有待解答和解决,我们期待在明年第三届Horizons肺癌专家论坛上能够获得相应的答案和解决办法,同时希望会议为广大临床医师带来更多、更新的肺癌治疗的前沿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