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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Prev发表的一篇综述总结和回顾了免疫系统在癌症发展中的作用。尽管目前没有关于免疫情况与癌症发生的直接研究，但是很多间接证据证明免疫应答很可能能够影响癌症的发生和发展。医脉通编译报道。
尽管科学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广泛的努力，以探索免疫应答在肿瘤生长、预后和治疗中的作用，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几乎没有研究探索免疫应答在癌症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直接作用，也就是免疫应答在癌症病因学中的作用。与免疫功能有关的机制似乎在不同的器官和癌症类型中差异很大；并且由于其他的风险因素，每种类型的肿瘤对其周围的环境都有特异的敏感性。
我们知道由于器官移植而进行了免疫抑制的患者的患某种癌症的风险很高；这些癌症包括皮肤癌、非霍奇金淋巴瘤和肾癌。而接受器官抑制的患者发展为普通癌症的风险并不会有显著提高（肺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的相对风险为1.3-2.5），前列腺癌风险也不会增加。虽然免疫抑制是免疫功能紊乱的极端情况，但是有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血液白细胞（WBC）比例的改变是癌症患者预后的决定性因素。常见的5种WBC变化（嗜中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单核系统、淋巴系统）是临床上指示患者是否存在感染、明显的免疫失调、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和骨髓增殖异常的常用信号。在临床研究中，这些基础检测结果构成了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LR）；NLR可以反映外周血中髓系细胞与淋巴细胞（包括T细胞亚型CD4，CD8、B细胞和NK细胞）的相对平衡关系。NLR值高表示存在慢性炎症和免疫应激，在心血管疾病和恶性疾病中是一个被广泛检测的预后因子。NLR＜3.0被认为是实体瘤以及相关疾病死亡的利好预测因子，NLR＞5通常被用作较差预后的阈值。最近的一项关于实体瘤预后的meta分析纳入了100项研究和40559例患者，分析结果显示，更高的NLR与患者的总生存期、癌症特异性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期和无疾病生存期相关。
虽然没有人发表过NLR与癌症风险相关性的研究，但是已有研究检验了NLR与高血压、心血管疾病（CVD）和糖尿病的关系。基础NLR升高与随后的高血压风险升高相关；NLR升高的患者在6年之后发展为高血压的风险升高23%。在NHANES Ⅲ队列分析中，与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高血压和吸烟史等因素相比，无冠心病的人群中，NLR的升高会使冠心病死亡风险提高2.5倍。之前一项较小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报道了NLR与CVD风险的存在相似关系，虽然在这项研究的多因素分析中没有纳入CRP。曾有研究显示，NLR反映了骨髓的“应激反应”和骨髓抑制细胞的活化，而在血涂片或者自动血细胞分类计数器中，是无法从外观上对骨髓抑制细胞进行分辨的。这类细胞可能抑制有益的免疫应答，从而导致更差的预后。
许多研究分析了外周血细胞中单核细胞的自然细胞毒活性与癌症风险的关系；这些研究发现，细胞毒活性低的人有更高的癌症风险。在一项进行了11年随访的前瞻性研究中，研究者观察到了癌症风险与细胞毒活性存在强相关，这项研究测定了3625名日本居民的基础数据，以及随后的癌症风险（发生在身体所有部位）；所有居民中，与低细胞毒活性的人群相比，高细胞毒活性和中度细胞毒活性人群的多因素癌症相对风险分别为0.64（0.44-0.94）和0.60（0.41-0.87）。
虽然直接衡量免疫状况与癌症风险的研究有限，但是有大量间接和支持性的证据显示，免疫应答在癌症病因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记录患者过敏或其他慢性炎症（比如牙周病）病史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免疫失调和癌症相关性方面的数据。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过敏与脑、胰腺、结直肠、血液和妇科恶性肿瘤之间存在负相关；但是，过敏史似乎与肺和泌尿道恶性肿瘤正相关。研究者总结了其中可能的机制，包括慢性炎症、免疫监视、不适合的Th2免疫偏倚和预防措施。
其他炎症状态可以影响患者免疫状况，从而影响癌症风险。局部炎症，比如慢性胰腺炎、肝硬化分别与胰腺癌风险和肝癌风险相关；这些症状直接影响免疫应答。最近，有观察性研究报道了牙周病（一种慢性口腔炎症）与胰腺癌和胃肠道恶性肿瘤相关。细菌感染可能也具有调控免疫应答、影响癌症风险的能力，对幽门杆菌的研究，使人们更清楚的观察到了细菌感染的这种作用。理解微生物基因组在癌症中的确切作用同样要求对免疫应答具有深刻理解。对微生物基因组的评估可能能够反映个体免疫耐受情况；微生物多样性与免疫应答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当微生物基因组研究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时，这方面的研究才更有可能进行。
